1968年，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作为北二外精选的小语种留学生，江苏人洪禹思在非洲马里共和国学习的是没有文字的当地民族语言“邦巴拉语”，彼时的他并不知道——非洲、马里、浙江、医疗队，这些会成为他未来的关键词。

治疗的西药、血清、疫苗，只要医学可能用到的都需要准确地告知患者， “当时我们3个翻译，分别帮助外科、内科、妇产科来展开工作。”虽说3年前就已经在马里学习邦巴拉语，但日常的邦巴拉语和医学专业的邦巴拉语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时主要负责外科翻译的洪禹思就开始与药典“死磕”——“那时的翻译真的很辛苦，法语的药典几乎不离身。”

去非洲那年，李新伟29岁，正经历着“梦想照不进现实”的无奈与彷徨。

援非的机会被李新伟视为“生活的转机”。“坦白说，我想通过援非的补贴凑足买房的首付。”李新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私心”，“对我来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但我的原则是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最终，凭借着“比英语高手多会一点针灸，比针灸能人多懂一点英语”的优势，他顺利通过了选拔，成为援纳米比亚医疗队的一员。就这样，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李新伟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总统卫队专车一路疾驰。坐在后排的两名中国人穿着得体的正装，挺直了背脊，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的眼神不时飘向方向盘，紧挨司机右手位置，一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刻意地平躺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窗外。

那是1980年10月，浙江援非医疗队抵达中非后的第三个月。队里的针灸医生受邀为总统戴维·达科治疗腰疼，作为翻译，江浩斌陪同医生一起乘坐专车进出戒备森严的总统府。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无影灯下，手术刀划开头皮，铣开颅骨，引流，止血，缝合……“成功。”放下器具，他长吁一口气，脸部的肌肉连同声音都在微微颤抖，心跳加速，后背早已湿透。

他不是第一次主刀，却从没有这样紧张过。一名骨科医生，完成了一台开颅手术。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忆起9年前的那个夜晚，尹来仍庆幸自己做的决定，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让浙江援非医疗队在改革的风口上迎来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