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士缺口20万！走近“尴尬”的中国助产士

　　浙江在线-健康网5月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柴燕宏）晚上8点的杭州，拥有所有人对一个城市的美好想象。

　　在西湖边悠然信步，在林间观雨品茗，映着延安路上散落的霓虹，一群年轻人嬉闹玩耍着走出了地铁站，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准备进入夜的下半场。

　　徐鑫芬打开电脑，带上了耳机，熟练地输入账号、创建直播间，开始了今天的直播。“网友”对今天的直播反应很好，全国有1万多人同时在线观看，原本准备了1小时的内容愣是延长了大半个小时。

　　她不是网红，但她是活跃在中国助产事业中“最红的人”。她刚刚在线直播的，是一场助产士公益培训课程。

　　如果你要问“中国共有多少助产士”，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他们“非医非护”，总是游离在两者之间。而事实上，他们却是每一个新生命来到世间时的第一个拥抱者。

　　“每一位助产士都应该被正名，值得被尊重。”徐鑫芬说。

　　或许，相对于“红人”，徐鑫芬更像是一位“战士”，为中国助产事业而奋斗。5月5日，是国际助产士日。让我们一起跟着徐鑫芬，走进助产士的世界。

　　“尴尬”的中国助产士

　　一头干净利落的过耳短发，一身收腰连衣裙，徐鑫芬说话时总喜欢弯着一双月牙形的眼睛，就像是黑夜里的那一抹月光，让人觉得温和而充满希望。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主任委员，原浙大妇院护理部主任，现任妇产科护理教研室主任，下沉到海宁做海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浙大博士生导师——这是徐鑫芬被大多人知晓的“身份”。而对她来说却更想被人记住的是，她是一名“助产士”。

　　助产士，在大多人看来，无非就是“接生婆”，甚至是给产科医生“打下手”的。但实际上，在产房里，他们不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会采用非药物性分娩镇痛适宜技术，指导自由体位、观察产程进展、调动导乐陪伴等手段帮助产妇顺利分娩，擦汗、递水、给予精神安慰，还要技术过硬，决策果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就要马上启动孕产妇或是新生儿抢救。

　　助产士赋予妇幼健康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据2014国际助产联盟报告，一个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可以为孕产妇提供87%的基本护理，可以使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然而，中国的“助产士”却很尴尬。1982年8月，徐鑫芬一毕业就被分到了浙大妇院产房工作。细心的她发现，身边很少有人知道何为“助产士”，大多人都是护士毕业然后被分配到产房工作成为“助产士”的。

　　大家都很迷茫，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护理学知识，到了产房却基本都用不到。妇产科护理学和新生儿护理学课程学是学过，却都只学了一个学期，到临床根本不够用，所以只能通过临床跟着前辈学习一些母婴护理技能。

　　大家心想着，“或许助产士就是等产妇把孩子生出来，然后剪脐带，抱娃娃吧。”

　　助产士培养出现“断层”

　　但这样的弊端，在徐鑫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前辈可以传授经验，却很难让学科得以长足发展。作为产妇在生产时身边唯一的支持，助产士扮演的角色，绝不是那么简单。

　　2010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孕期和围产保健全球调查结果，我国的剖宫产率为46.5%，最高的医院达到68%。不必要的剖宫产不仅对母婴健康造成了影响，还浪费了大量的卫生资源。

　　分析造成中国高剖宫产率的原因，助产人员普遍不足、助产技术退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当时，国际助产专业教育已发展成为独立的高等专业教育，在发达国家助产士的教育层次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责有所不同，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助产教育应基于大学教育。

　　可中国的助产教育却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从高等教育、中等卫生教育、高职高专教育等一系列阶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也长期以大、中专教育为主，开设助产本科的院校非常有限。

　　现有的助产士，来源也主要以中专和大专毕业的护士为主，他们毕业后接受短期临床培训便上岗了。而在卫生系统中，也根本没有助产士的执业范围、行业标准、注册和职称体系，其质量更是难以保证。

　　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口明显增加，分娩方式有所改变，高龄孕妇和高危产妇明显增多，助产士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助产士与生育妇女比例约为1:1000，而我国这一比例预计在1:4000，国内医院产房助产士的缺口约20万人。

　　“事情重要，立即操办”

　　浙江第一批助产士本科生已正式入学

　　“总得做点什么。”徐鑫芬想。助产人力资源严重匮乏，服务能力参差不齐，教育体系不完善，独立职称体系的缺乏，无助产士法或管理规范等等，这些始终制约着助产专业的发展。

　　2014年4月，徐鑫芬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国要开设助产士本科建设的研讨会。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决定在全国挑选几所大学开展助产全日制本科招生培养试点工作，希望能联合高校力量。

　　一听到这个消息，徐鑫芬很是兴奋。“这样的机会，必须要引到浙江去。”

　　于是，她一走出会议室，就马上给一直都设有护理专业的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孙秋华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明了这个情况，两人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徐鑫芬连夜从北京赶回杭州，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和孙秋华一起出现在了时任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敬的办公室。听完两人的汇报，王国敬副主任给了一句话：“事情重要，立即操办。”

　　几经周折，2017年9月，浙江第一批助产士本科生正式入学。“2017届一共2个班，80人左右。到2018年，就扩大到3个班，有110人左右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助产专业老师章瑶介绍。说起来，章瑶的身份也很“特别”，她是徐鑫芬的“得意门生”，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助产方向毕业的护理博士。

　　“研究生毕业后我曾做过一年助产士，当时看到很多问题，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助产士能做的太少了。”章瑶把自己的困惑与徐鑫芬进行了交流，在徐老师的指导下章瑶决定继续读博深造，“临床、科研、教学，我觉得是一个相互成长的关系，希望可以为助产事业做更多的事。”

　　现在，她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个助产专业方向博士毕业的老师，主要负责助产技能学和助产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希望每一个产妇都可以在分娩时被专业呵护、温柔对待。”

徐鑫芬（中）、章瑶（右）

　　聚焦基层助产士培养

　　“原来助产士如此伟大”

　　“其实近年来国家愈来愈重视，助产士这个群体也正在逐渐强大。”徐鑫芬表示，就拿浙大妇院来说，目前医院年分娩量2万余例，在岗助产士56位，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结构占95%，硕士及在读硕士占15%。

　　在国际助产士日前夕，她刚刚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助产士大会暨2019中国助产专业建设及发展国际研讨会，全国各地约1700多名助产士参会。学员们每天7点到达会场，晚上9点仍然迟迟不肯离去的学习精神，让现场所有人动容。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长陈资全表示，“过去五年，中国助产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打响了中国助产品牌。这更迫切需要我们精耕细作，争取助产士职称晋升政策支持条件，加强助产学科学术交流和专业训练，提高助产专业社会认知度，不断铸就助产专业精神，推动妇幼健康事业发展。”

　　但是，还有一个群体不可忽视，那就是基层助产士。相对于省级医院，基层助产士缺乏专业的岗位能力培训和助产理论教育，妇幼保健的理念也不能及时更新，这对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剖宫产率、保障新生儿健康等都是不利因素。

　　要沉到基层去。2018年1月，徐鑫芬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医联体”工作安排，带着一支专业的助产士团队，来到了海宁市妇幼保健院担任院长一职。

　　第一次开展非药物镇痛技术，第一次全面实施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第一次参加国际生育教育协会（ICEA）的生育讲师培训……对海宁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室主任周云霞来说，有太多第一次了。

　　作为一个二胎妈妈，对“生孩子”这件事她太有感触了。“以前在产房看到产妇大喊大叫，有时候痛得快滚到地上了，我们能做的却很少，就只能递水、擦汗。”在当时的周云霞看来，“生孩子就是痛的。”

　　但现在，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她发现“原来助产士可以如此伟大”。这些变化，也直接体现在了分娩室2018年的工作总结上：

　　1年多来推行适度会阴保护接产技术，改变了阴道分娩“一刀切”的接产局面，会阴侧切率比去年同期下降43.41%；全面开展拆台接生，有效降低肩难产和新生儿锁骨骨折发生率，全年内未发生这些缺陷；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实施率达95%以上，新生儿窒息率下降7.85%及产后出血率下降26.80%。

徐鑫芬在准爸妈课堂

　　中国助产事业就像“新生婴儿”

　　但“未来可期”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徐鑫芬表示，为更好、更快、更广地推动我国助产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还积极搭建助产士培训学习交流平台，开设了助产士分会网络公益培训课程。

　　至2019年3月，共计开课61期，有54位专家61人次进行公益授课，参与听课人次多达115272人次，阅读YY视频授课PPT和微课视频浏览次数达470万余人次，覆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围产医护人员，使全国广大基层助产士尤其是边远地区助产士不出家门就可以学习到前沿知识。

　　另外，助产士分会还协助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对全国10个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评审、授牌，1161位工作2-5年的助产士得到规范化培训，其中831位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助产士经过国家考试中心组织的考核，理论与技能均通过的有787人，2016年至2018年共计三届总合格率为94.71%。

　　“虽然现在中国的助产事业，相对于国际和其他学科发展，就像是一个新生婴儿，但是，未来可期。”

　　做完直播，已经是晚上10点了。退出直播间，徐鑫芬并不打算准备睡觉，“今天从大家的提问中我发现了很多共性问题，我要理出来，然后做成知识包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