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翻译两度援非 中非总统托他给医疗队带份礼物

　　浙江在线-健康网12月11日讯（记者 梁婧娴）总统卫队专车一路疾驰。　　

　　坐在后排的两名中国人穿着得体的正装，挺直了背脊，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的眼神不时飘向方向盘，紧挨司机右手位置，一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刻意地平躺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窗外。

　　不久之后，他们见到了中非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戴维·达科。

　　那是1980年10月，浙江援非医疗队抵达中非后的第三个月。队里的针灸医生受邀为总统戴维·达科治疗腰疼，作为翻译，江浩斌陪同医生一起乘坐专车进出戒备森严的总统府。

　　治疗结束的那天，江浩斌带回了总统送给医疗队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为中非总统治疗

　　浙江医疗队收到总统的“礼物”

　　20世纪80年代，江浩斌作为法语翻译，两度跟随浙江医疗队踏上援非之旅。

　　第一次去往中非，那一年，江浩斌35岁。

　　尽管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在亲眼目睹了这里的贫穷与落后之后，江浩斌仍然深深地震惊了。

　　没有供水。队员们要靠自己去附近的河里取水，装灌到20多个塑料加仑桶里，再用车拉回宿舍。首先保证厨房用水，然后给每人每天分发一加仑桶（10公升）水作为日常生活用水，用过的废水也舍不得随便倒掉，而是用来冲马桶。洗衣服只能去河边。

　　没有供电。天黑了只能靠点煤油灯或蜡烛照明。厨房里没有电冰箱，储存食物靠的是当地最流行的法国产煤油冰箱，依靠燃烧煤油制冷。“那是大家第一次知道还有点煤油的冰箱，觉得很新鲜。”

　　因为没有电，由国内配备发运过去的电风扇自然也成了摆设，质朴的“芭蕉扇”反而派上了大用场，队员们人手两把，在炎热的非洲大陆只得靠扇扇子度日。

　　医疗队工作的医院距离宿舍12公里，每天早上，十多人乘坐的面包车行驶在山坡间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上。雨季路面泥泞，车轮打滑，经常陷入泥潭，需要众人下车推行一段路；旱季则黄土飞扬，坐在车里也感觉到尘埃呛鼻，白衣领口总是泛着土黄色。

　　生活上的艰苦咬咬牙还能克服，缺水缺电给救治病人带来的困难，更让队员们感到棘手。

　　医院里同样没有水电，唯一一台小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却因油箱空空而发不了电，要等手术病人的家属自己掏钱去买20升柴油交给发电机管理员，倒进发电机油箱后启动发电，而这点柴油也仅限向手术室维持供电两小时左右，遇到较大的手术，两个小时做不完，必须提前通知患者家属，再买10升柴油送过来。有的患者家里实在贫穷，没钱买柴油，只能买些大号干电池装在手电筒里，悬挂在手术台上，代替无影灯。

　　水的问题同样要靠家属自己解决。轮到要开刀的病人，由其家属到附近河里打来四大盆水，倒进手术室对面的塑料大贮水桶里，然后盛到一个高位放置的土制冲洗装置里，供开刀医生手术前冲洗手臂和双手。

　　1980年10月，在医疗队针灸医生为总统戴维·达科治病一周期间，江浩斌向总统诉说了医疗队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治疗结束前，总统拿笔在纸上写了句话：给中国医疗队拨一台军用送水的贮水车。并亲笔签名，交给江浩斌。

　　向大使馆汇报后，江浩斌以医疗队的名义写了情况说明，附上总统写的纸条，送交中非卫生部行政司。几天后，中非卫生部派人将贮水车送到了医疗队，解决了医疗队极需贮水大容器的燃眉之急。

　　医疗队能收到这份来自总统的“礼物”，江浩斌功不可没。

　　随行翻译身兼数职

　　每个月最期盼收家信的日子

　　在援非工作中，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与非洲其他20个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一样，除去当地“桑戈”土语，中非人通用法语。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江浩斌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医疗队出发前半年，他就开始为医疗队队员做法语培训，教他们一些日常用语以及内、外、妇产、麻醉、儿科、针灸、放射、化验、药房等专科的常规诊疗用语，同时几度参与编写援外医疗队的法语教材。

　　援非医疗队的每个工作点有十几位医生，而随行翻译只有一位。于是，沟通交流的任务就落到江浩斌一人的身上。

　　无论是医生门诊、病区查房、手术前后的病情告知和风险提醒，还是急救过程中需配合的语言沟通；无论是医疗队队长与对方院长的例行约见或书面行文，还是接待来院政要人物；无论是陪队长外出参与外事活动，还是定期向派驻国卫生部司局办等行政主管部门呈报业务工作报告……医疗队一切大大小小需要用语言交流的工作，都离不开江浩斌。　　

　　他还兼任日常外出采购、短途驾驶司机、汽车维修保养以及法国药品的法文说明书解释导读员。“直到现在，一些汽车零部件和一般专业的法语医学词汇都还熟记于心，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兼职司机江浩斌

　　医疗队的翻译都免不了是身兼数职的“杂务兵”，江浩斌也不例外，他是医疗队里忙忙碌碌甘为全队尽力服务的人。　　

　　忙碌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日子变得很充实，用江浩斌的话来说，“时间变得好打发一些”，能冲淡思乡的情绪。　　

　　“思乡之苦是最难熬的。”第一次援非时，江浩斌的女儿念小学，出国时，他将女儿的照片揣在兜里带到非洲，空闲时回房间总少不了要看一看。每每觉得孤寂之时，照片上女儿的笑脸该是他最大的慰藉了。

　　“那个年代与国内家人联系，唯有靠每月写信一次，由外交部信使递送到大使馆，队里每月派人去大使馆取信，然后抓紧时间连夜挑灯写家信，贴好国内邮票，立即送往大使馆交信使带回北京投寄。要是错过这一月仅有一次的交接环节，就得至少两个月才能互通一次家信，谁要碰上这样的情况那可真叫伤心。”江浩斌说，他每月最期盼的事，就是收到家信，一封信他往往要读好多回，翻来覆去地看，每封信他都宝贝似地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抽屉里，想家时再拿出来看一看。

　　转眼到了1982年春天，距离回国的日子不到半年，江浩斌却不幸得了疟疾。“非洲的疟蚊是罪魁祸首。”尽管有尼龙蚊帐防护，但晚上睡觉时只要胳膊或腿靠着帐幔，猖獗的蚊子也一定隔着蚊帐叮咬你没商量！疟蚊何时让他“中招”，他自己也浑然不知。疟疾带来的苦果是，他发高烧到40.5℃，一会儿全身发烫像烧着的火球，又寒颤得哆哆嗦嗦，盖3条毛毯仍浑身发抖。

　　尽管经过治疗一周之后退烧了，江浩斌的身体仍然虚弱了好长一段时间，连续几个月都处于低热状态，“对非洲疟疾的厉害总算是有了深刻的领教。”

浙江援非医疗队队员与非洲友人

　　两度援非并长期从事援外医疗队管理工作

　　他获中国援外奉献奖金奖

　　回国两年后，1984年7月，江浩斌再次被派往非洲，这次的目的地是马里。在距离马里首都380公里外的锡加索，江浩斌开启了他的第二次援非之旅。

　　“马里的水电供应比中非好一些，宿舍总算有了水电，但不是太稳定。”到了雨季，自来水浑浊不堪，白衣服洗过后就脱白发黄，让人很是无奈。　　

　　由于电压太低，空调很容易跳闸，往往房间还没凉下来空调就“罢工”了，幸好电风扇还能乏力地转动，吹来扑面热风，总比在中非靠“芭蕉扇”强得多。

　　医疗卫生条件简陋仍然是最大的问题。医院设备陈旧落后不说，报废多时也得不到添置更新。没有B超，更别说CT了，就连X光机也还是200毫安的旧式老爷机。手术室装备更是要什么缺什么，没有像样的麻醉机，无影灯只剩三盏灯泡孤零零地发着光，没有监护仪，最原始的电刀时好时坏，甚至最起码的电动吸引器也老发生故障，手术器械包里的器械也难保障齐全。没有血库，遇到大出血的病人需要输血，只能让家属前来配血或者请求国家宪兵队的士兵献血。　　

　　两次援非，江浩斌的工作内容并无太大变化，有了第一次的援非经验，第二次工作得心应手多了，办事效率也大有提高。　　

　　1986年7月，完成任务的江浩斌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国，却被告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翻译因故必须提前回国，需要他留下来顶替，于是，江浩斌又在马里多待了3个月。

　　自1986年底起，他开始分管全省援外医疗队选员、组队、培训、派送出国等管理工作，直至2005年退休。期间，他又因公务几次踏上那片热土，旧地重游，“熟悉得就像回家一样。”

　　在1998年全国援外医疗队派遣35周年纪念表彰大会上，江浩斌被卫生部评为全国援外医疗队管理先进个人；2010年，他又荣获国家商务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奉献奖金奖。

　　时至今日，73岁的江浩斌仍然怀念援非的那段时光，“再让我去，我也愿意去。”他记得院子那棵大芒果树，记得汗水在热浪爽风中蒸腾的味道，记得旱季袭来的漫天沙尘和雨季雷电交加狂风暴雨之后的烈日高悬，还有晴空万里的夜晚那清澈透亮的星辰。那是一代又一代舍家奉献的浙江医生激情荡漾被热血填充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