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50年 浙江首批援马里医疗翻译的非洲记忆

　　浙江在线-健康网11月2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尉洁婷 通讯员 张菁）1968年，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作为北二外精选的小语种留学生，江苏人洪禹思在非洲马里共和国学习的是没有文字的当地民族语言“邦巴拉语”，彼时的他并不知道——非洲、马里、浙江、医疗队，这些会成为他未来的关键词。

　　1968年2月8日，浙江承担国家任务，向马里共和国派出第一批医疗队。

　　不学“邦巴拉语”怎么帮助医疗队“治病救人”？

　　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在独立之前马里是法国的殖民地，尽管援外医疗队在国内短期集训过法语，但马里大多数人是讲“邦巴拉语”——这种语言没有文字，学习时往往还要法语作为中介来“翻译”。

　　不会当地语言怎么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在浙江第一批援非医疗队队长马振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语言不通是开展工作最大的困难，经向大使馆求援，使馆决定让我国在马里留学的三位邦巴拉语学生：洪禹思、赵银海、张才玉到医疗队帮助工作（后正式分配到医疗队工作），教我们学习邦巴拉语。他们根据医疗队专业需要，编印讲义，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尽快闯过语言关。”

　　“那时，我们医疗队住的是一对法国夫妇留下来的房子，一共5间，住了20个人。”即便已经过去50年了，但浙江省卫健委国合处退休干部洪禹思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那个用洋铁皮和木屑盖的屋顶，一晒就热得不行；那个中国在非洲开展览会留下的立扇就是整个医疗队唯一的降温工具；靠当时援建糖厂、纺织厂的中国专家组赠送才有的炊具、碗筷。

　　“当时我们3个翻译，分别帮助外科、内科、妇产科来展开工作。”虽说3年前就已经在马里学习邦巴拉语，但日常的邦巴拉语和医学专业的邦巴拉语还有很大的差距。

　　医疗队在马里的马尔格拉县开展工作，当时的马尔格拉医院院长刚从法国留学回来，而且曾获得过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对中国医疗队的水平并不信任，所以在很多工作上并不配合。

　　“虽然医疗队也带了些人丹、清凉油等药品，但是药品太短缺了，很多都需要患者自己去买。”治疗的西药、血清、疫苗，只要医学可能用到的都需要准确地告知患者，当时主要负责外科翻译的洪禹思就开始与药典“死磕”——“那时的翻译真的很辛苦，法语的药典几乎不离身。”

　　“这份最初的邦巴拉语讲义，后来经过不断充实，已成为历年我援马里医疗队出国学习和使用的讲义。”——摘自浙江第一批援非医疗队队长马振山回忆录《回忆中国援马里医疗队的工作与生活》

年轻时在马里的洪禹思

　　尼日尔河畔的“苦行医”背后身兼数职

　　“当时，有几个外科的大手术让中国医疗队赢得了声誉。”第一次到马里的浙江医疗队，选派了省内的不少骨干医生，但在马里艰苦的医疗条件下也很难开展复杂的外科手术。

　　“有一个患畸胎瘤的妇女，畸胎瘤最后切出来有西瓜这么大。”回忆起这个“大手术”，洪禹思称“当时能动刀的外科和妇产科医师几乎全上了”。要剥离这么大的畸胎瘤，一方面是手术的创面大、需要非常精细地操作，另一方面，抢救病人的血浆血液根本无法供应，实在急需用血还要临时找家属配血，如果剥离时不小心造成大出血那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一边剖开、离断，一边止血、结扎血管，当这位马里妇女最终手术成功后，马里医院的医生和百姓全都服气了。“医疗队门诊排起了长队，门诊和手术都应接不暇。”

　　1969年，名声在外的中国医疗队来到了条件更艰苦的马里偏远农村马锡纳。在尼日尔河旁的一个小诊所，内、外、妇、麻醉、手术护士和翻译洪禹思6人工作了一年半。

　　“马锡纳的条件比马尔格拉更艰苦，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到了雨季车进不去。”洪禹思回忆，那时在马锡纳的医疗队每个人分到一个马灯、一个手电筒，而诊所用的还是煤油冰箱，只能积一点点冰用来保证疫苗的存储；而诊所配备的3000瓦的发电机只能带动手术的无影灯和一台只能透视不能拍照的X光拍片机。

　　生活用水靠去尼日尔河挑，但是挑久了就连用当地尼龙布做的衣服都磨破了；没有蔬菜供应的他们也要自己种菜。

　　而这时的洪禹思成为了医疗队的“全能大白”——他是通晓当地语言的翻译，也是护送医生们出诊的驾驶员，自然也是医疗点用车的修理员，同时他还要帮助医疗队去当地进行采购。医疗队员忙起来，他又是队中的大厨，而医疗点的供水、用电出了问题，他又化身水电工。“那时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了”。

　　“在医疗队，妇产科医生的当地朋友最多。”在洪禹思看来，女人和女人之间可能天然有着超越种族和语言的一些神奇亲近感，而中国的妇产科医生的专业更让马里的妇女几乎“奉若神灵”。

　　在马里，头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不少妇女在待产时往往因为不能及时赶到医院而引发膀胱阴道瘘——阴道膀胱有了洞，尿会从这里漏出，由于无法控制尿液的漏出，当地不少妇女不仅身体经受痛苦，之后的生活经历也很凄惨。

　　“这其实是泌尿科的专业领域，但当时的妇产科陈秋波医生急病人所急，克服困难和大家同心协力，缝合、插导尿管，并严密观察，等洞长好通道长好，就可以彻底治好这个病了。”说到这里，洪禹思特别感慨，医生们往往在下班后还要再去查房，看看手术的伤口是否缝合好，通道是否长得好，是否有感染等，这样细致的工作不仅赢得了当地妇女的信任，作为翻译的洪禹思也深受感动。

　　“很多是半夜、下雨天来敲门的，这些医生都去出诊。”而彼时的洪禹思除了佩服，更多地是配合医生们，不仅为他们做好翻译还当司机陪他们出诊。

2010年洪禹思获商务部颁发“中国援外奉献奖”勋章

　　最苦是思乡，但彼处依留念

　　“当时和我一起做翻译的两位同志，一位女同志回国后再也没去过非洲了，另一位后来成为了河北省的外办领导，之后还去过一次马里。”

　　由于工作出色，1970年原本可以随第一批医疗队回国的洪禹思又被第二批的队长挽留了3个月；1974年，女儿刚满2个月不久，洪禹思又踏上了为期2年的援非之路；1980年，他又当了2年的援非医疗队的翻译；2007年，已经退休的洪禹思得知援中非医疗队的翻译生病了，他又毫不犹豫地来到中非共和国接替翻译的工作。

　　“中国援外奉献奖”，这是2010年商务部颁发的一个勋章，洪禹思小心地收藏着。一尘不染的木匣子，依旧闪亮的勋章，是对他援外工作的最高肯定，也是那些雕刻在非洲的时光记忆。

　　“您觉得援外工作中最辛苦的是什么？”

　　“最苦的应该是思乡之情吧。”把青春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援外工作，这位浙江援非医疗翻译却不愿意再多说。

　　思乡最苦，所以在女儿洪敏报名援非时，洪禹思并没有表态。但当女儿走过那些他也曾走过的路，他的心里是自豪的。“女儿是自己报名要去的，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爸爸在非洲援外，也经常在家看我做些邦巴拉语的录音什么，她自己也感觉援非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吧。”

　　思乡虽苦但亲情更浓，从洪禹思夫人小心收藏的那些旧照片，还有翻开手机里女儿援非时传回来的照片，女儿交到了非洲的朋友，把医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让援外家属欣慰，也让洪禹思感慨。

　　“马里人是很朴实的，很热情，对中国人也很友好，会分享也很利于助人。”已经73岁的洪禹思说起在那些年马里人帮助他的事依旧感慨万千——那些年雕刻在非洲的时光，是依旧涌动在他们血液中的理想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