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动辄数万元的心脏支架,心脏病权威专家曾指出,我国滥用心脏支架现象严重,一些患者被“过度治疗”,不少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临床上心脏支架使用得如此“尴尬”,只是高值医用耗材领域种种不规范的缩影。为此各界呼吁不断。
高值医用耗材是指直接作用于人体、对安全性有严格要求、临床使用量大、价格相对较高、群众费用负担重的医用耗材。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召开吹风会回应关切。
为医用耗材办理“身份证”
——这是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基础
“此次改革围绕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过度使用等突出问题,疏堵并举,三医联动,综合施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介绍道,改革主要聚焦促降价、防滥用、严监管、促进医疗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等4方面。
记者注意到,6月,国家医保局以制定全国统一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为突破口,率先完成了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4项信息业务编码制定工作,并在官网开通了“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
“统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和代码是高值医用耗材治理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李滔指出,现行医用耗材种类多、数量大,“小、散、乱”问题突出,且名称不规范、编码不统一、数据难比对,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编码体系,增加了招标采购、医保支付、价格监测、基金监管等工作难度。
为此,李滔透露,国家医保局成立伊始就启动了高值医用耗材编码编制制定工作,研究制定了医用耗材在内的15项信息业务的编码标准,形成全国的通用语言,“最大的特点是规范了医用耗材的分类目录,实现了‘一品一码’,在推进耗材招标采购、支付、监管全过程的信息都能互联互通。”
接下来,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均应积极参与到产品信息维护,凡是产品信息不按统一分类和编码进入医保系统的,以后将不能在各省和国家平台上招采,也不能进行医保支付。
探索用量大耗材集中采购
——这能有效降低高值医用耗材价格
改革提出,按照带量采购、量价挂钩的方式来探索高值医用耗材的分类集中采购。对此,李滔认为,集中采购是降低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探索研究对高值医用耗材开展集中分类采购。李滔向记者透露,将建立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并要求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必须在平台上公开交易、阳光采购。
事实上,“带量采购”并非新鲜事物。此前“4+7”药品带量采购试点的实践经验表明,“带量采购、招采合一”的办法有助于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在保证质量和供应的前提下,促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并有效治理带金销售的问题。
和药品相比,李滔认为,高值医用耗材有其特殊性,比如部分高值医用耗材在使用时要提供增值服务,如手术跟台等,同时现在还缺乏质量和疗效的评价体系。因此,在借鉴前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医保局还将结合高值医用耗材自身的特点,研究制定相应的集中带量采购方案。
“近期,安徽、江苏等地正在着手开展骨科材料、支架等一些高值医用耗材的带量采购试点。”李滔说,国家医保局准备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推动更大范围内的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提升高值医用耗材的国产化
——促进高值耗材创新发展
作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的职能部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司药品稽查专员江德元介绍,为推动高值耗材的创新发展,这些年采取了系列办法。
第一项便是制定并实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加快创新器械的注册速度。江德元介绍,具有我国发明专利,在技术上属于国内首创,且在国际领先,具有显着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进入特别审批通道、优先审批。进入该通道后,可以早期介入、专人负责、全程指导。
同时,对临床急需等产品采取优先审批,加快产品上市,包括诊断或治疗罕见病、恶性肿瘤、临床急需的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批。
“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创新发展的势头迅猛。”江德元指出,特别是临床上一大批中高端医疗器械实现了国产化,逐步替代进口产品,且受到患者认可,价格较进口产品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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