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医量变难成质变？人大代表呼吁“同等待遇”

　　医疗改革大潮下，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但社会办医的“量变”却尚未引起“质变”，这一现象在全国两会上引起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促进社会办医”，足见中国政府对鼓励社会办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视。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营医院数量突破2万家，占国内医院总数的比重超过60%。但民营医院的床位数、诊疗人次占比却不到三分之一，持续增长的医院数量并未匹配应有规模占比。

　　对于眼前的发展瓶颈，从2002年起即进入民营医疗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认为，社会办医规模占比不高固然有其自身内在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外部制约，特别是政策与实际操作不一致，包括准入起点不一和执业助力不一等。

　　“很多地方的社会办医准入起点仍存在隐性壁垒，如医疗土地难拿，且多为城市的边缘地带容许民营医院填补，‘玻璃门’‘弹簧门’始终存在。其次，政策鼓励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发展高端医疗，但实际上人才科研力量等优质医疗资源仍高度集中、甚至垄断在公立医院手中。”郑坚江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亦认为，目前社会办医成功的不多，最大的原因是人才缺乏，尤其是高端人才。“为什么大部分顶级医生不肯去社会办医机构？因为对医生来说，职业荣誉感和学术地位更重要。而就目前社会办医疗机构内的人才现状，行业协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很难把名额给社会办医疗机构。”

　　对此葛明华认为，社会办医的目的要清晰，社会资本投资办医应该作为其企业整体品牌建设的内容之一，而不是作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点，医院结余应该完全用于医院的再发展，这样才有可能逐步做强医院，才有可能吸引更多优质人才的加入。“只有更多专家名医愿意加入其中，才能提振人气增加社会办医的诊疗业务，实现良性循环，也可能让行业组织有信心给社会办医疗机构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郑坚江则呼吁，应通过社会办医立法的途径，明确社会办医疗机构应与公办医疗机构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等的政策待遇，“如土地供应、医疗服务准入、医保定点、等级评审等方面，扭转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